MDT模式是近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兴起的一种治疗模式，尤其适用于肿瘤患者。因肿瘤疾病往往涉及手术、放疗、化疗、康复、影像等多个学科，对肿瘤患者施行MDT，可以使多个学科互相取长补短，制定出针对每个患者的 、主动积极的治疗方案，使患者获得 收益。在我国，医院的专家们在MDT的应用上走在了前列，特别是该院消化肿瘤内科在沈琳主任的带领下，在MDT治疗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。

沈琳，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擅长胃肠道肿瘤的综合治疗与个体化治疗，是我国胃肠道肿瘤MDT的发起人、倡导者和推广者，也是医院MDT的主导者。

沈琳教授虽为副院长，但她认为，实施MDT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干预是运行不起来的。全世界的MDT都是靠兴趣小组推动，而且各个学科还要有多个医生感兴趣。医院之所以觉得难以开展MDT就是因为参与人数太少，开展不起来。医院因其各科专家资源多、肿瘤患者多的优势，在MDT治疗方面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。

据沈琳教授介绍，想要使MDT常态化，首先要有标准的操作流程。协作组讨论的病例一般都是病情复杂，在各专业科室单一治疗手段无法解决，协作组对MDT讨论的病例设定了集中上报制度，由专人负责。由相关的负责人与各科室联系，看哪些病例需要提交讨论。确定了讨论病例，下一步要确定参与人员。为保证MDT的高质量及形成专业特色，参与MDT讨论的医生基本都是高级职称。在病例讨论过程中有专人进行记录，最终的讨论结果包含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，很少涉及具体的细节。

沈教授举例，讨论会确定采用何种治疗方法。假如是手术治疗，会进一步确定是姑息性手术治疗还是根治性手术治疗，何时做、由谁做等等。若采用化疗，就会确定用哪个方案、用药的剂量及需注意哪些事项。讨论始终以病人为中心，并具有整体性。沈教授认为，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员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，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，不存在谁主导的问题。谁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，就应以他的意见为主，而不能因为院长参加，就改变这一规则。

经MDT讨论的方案确定后，分一式两份，医院和患者各一份。前由相关人员详细向患者介绍，告知其去找哪位医生就诊，从而落实MDT的方案。但如果病人没有找MDT确定的具体执行医生怎么办呢？沈琳主任介绍，倘若病人想找其他医生看的话，也是允许的，但仍会遵循既定治疗方案，新接诊医生会向病人交待清楚。

对于MDT，医院可能有不同的做法。在沈教授看来，多个学科的医生对MDT是否感兴趣、能否谈得来、是否有平等话语权，医院的鼓励都会影响MDT的实施。她同时介绍了医院的MDT概况，“最初是从小部分开始，慢慢吸引。”如今，医院的MDT讨论有时有十多个学科的医生参与，制定的方案执行率接近80%，未执行方案是因为患者来自外地等原因。

沈教授同时说到，MDT的长期开展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和风气，医院要大力支持，自发组建的兴趣小组无法长久运行。除此以外，开展MDT还需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支持。“人力方面，需要有人愿意抽出时间为大家服务，而平时大家工作又很忙。”对此，医院的做法是：1.采用轮值的办法，每个学科为大家服务一段时间；2.让组织者做一些服务性工作。在物力方面，主要是需要有固定的场地及投影仪等方便大家讨论的设备。

MDT的展开不但使病人受益，在医院后备人才的培养上也是益处颇多。

沈教授认为，一个成功的MDT小组要包括年轻医生团队、老专家团队，团队中成员有平等话语权，不因为有院长参予就能影响方案的制定，年轻医生也可以发表各自看法，这将有利于其技术水平提高。

医院的MDT不能很好执行的原因，除了制度及人员方面的问题外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涉及到利益问题。医院科室之间因为利益互相抢病人，互相推诿，科室之间就不可能很好的合作，自然影响MDT的质量。沈琳认为，只有为了使患者医院诊疗水平提高而发起的MDT才有意义。这在整体治疗水平较高、病人资源丰富且生存和运行医院比较容易实现。

沈教授总结道，很多因素都与MDT的开展相关。“大家的意愿、医院的治疗水平、病人的需求、医院的支持、长期的延续性、整个团队的组织、服务能否延续下去等，都是决定MDT开展的因素，有一个环节做不好都会影响MDT开展。”